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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循环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实践资源综合利用并经过多年资源综合利用立法的过程中
2020-05-05 05:15

  循环经济对促进经济繁荣意义重大

《循环经济促进法》将极大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石油石化业带来了压力。积极应对,建设“循环型”企业,是石油石化业解除压力的出路。 中秋佳节,被人们“声讨”了数载的 月饼包装可否“消瘦”? 生活中,日益增多的垃圾如何回收利用? 奥运会结束了,北京的天空会不会一直“湛蓝”? ………… 这些点滴的细节和感受都来自循环经济。可喜的是,2009年1月1日起,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将有权威的法律手段作为保障和引导。8月29日,历时三载、历经三审三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终于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表决通过。 《循环经济促进法》的意义何在?对石油石化行业有什么影响?石油石化企业该如何应对?让我们去听一听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常纪文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法律事务部刘辉博士怎么说。 顺时而生 记者:常教授、刘博士,您们好!我国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这个时刻颁布《循环经济促进法》有什么意义? 常纪文:解决经济与资源环境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要改变原有的能耗高和排放多的经济增长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法》不是一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具体法,而是一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法律,意义非常重大,它的出台反映了我国政府的决心和信心。我相信,这将是一场集绿色生产、经营和消费模式于一体的循环经济变革。 目前,美国、日本、欧盟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比较注重预防和治理环境问题,正积极建设循环型生活和生产方式,《循环经济促进法》的颁布表明我国在循环经济法规方面正努力与国际接轨。 刘辉: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的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滥用造成了资源的破坏和浪费。大量工业污染物的排放,使土地、河流、近海、大气受到严重污染,反过来又加剧了资源短缺的矛盾,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目前多数企业对节能减排认识不足,对节能环保投入有一定消极情绪,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将节能环保纳入经济发展的链条。 因此,当前颁布《循环经济促进法》是形势所需。通过立法,调整和规范各主体的行为,无疑是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的根本出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使其步入良性循环,是我国颁布《循环经济促进法》的意义所在。 记者:与我国先前颁布的经济环境法律相比,《循环经济促进法》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亮点? 常纪文:《循环经济促进法》既把握了我国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实质,又创设了与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规律相一致的综合性制度和机制。我认为,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专门性和综合性结合。专门性,是指“激励措施”设置了专项基金、科技攻关、税收、投资计划、贷款等奖励和惩罚措施;综合性是指各市场机制和各行政管控措施相互结合。综合性措施的法制化标志着我国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工作真正进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战场。 其次,有效统一了点、线、面三个层次的责任。点上的责任是指企业和个人的责任;线上的责任是各个行业的责任;面上的责任是指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责任,尤其突出了政府的责任。《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多处规定了政府的责任,并明确了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循环经济评价和考核制度,给各级地方政府施加了严格执法的压力。 再次,兼顾经济增长、资源利用效率及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循环经济的模式并不简单地意味着资源的回收和再利用,从深层次上看,它强调既能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又能控制资源消费,同时满足不断增长的生态和生活环境需求。 *后是一般与重点相结合。该法既规定了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政策、目标、原则和管理制度,又重点对产品的设计和包装、节水、节油、矿产资源节约、建筑材料节约、土地节约、政府节约等提出了原则要求,使循环经济法治建设涵盖了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环节和主要方面。 刘辉:我国目前已颁布实施《矿产资源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环境保护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资源环境领域的专项法律,对合理开发利用资源、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我认为《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大亮点在于它站在更高的层次,从生产、流通、消费的闭合循环模式出发,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起来,确立了以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为主线,以旨在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的减量化优先为原则的创新型循环经济思想,既符合国际惯例,也与我国国情和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相一致,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引导人们从经济的视角重新审视节能降耗和环保减排问题,既与现行资源环境立法有效衔接,又为循环经济法的发展留下空间。 影响石化 记者:《循环经济促进法》涵盖的范围很广,具体涉及石油石化行业的有哪些? 常纪文:《循环经济促进法》的一般规定,如产业结构调整,水、土地等资源利用总量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等要求,都适用于石油石化行业。该法也针对石油石化行业规定了具体的要求,如第16条规定: “国家对……石油加工、化工等行业年综合能源消费量、用水量超过国家规定总量的重点企业,实行能耗、水耗的重点监督管理制度。”第21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企业使用高效节油产品。……石油加工、化工等企业,必须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和期限内,以洁净煤、石油焦、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替代燃料油,停止使用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燃油发电机组和燃油锅炉。” 刘辉:是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在一般规定的同时,还专门针对石油石化等重点行业设计了特别条款。实际上,除基本管理制度和专门制度外,其他相关制度也同样重要。比如,第18条执行国家产业政策,第19条从源头抓起推行生态设计,第22条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矿产资源,第32条和第34条积极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都与石油石化这类资源能源型企业密切相关。 记者:石油石化行业不仅是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支柱产业,也是能耗大、排放多的产业,《循环经济促进法》的颁布将给石油石化行业带来什么影响? 常纪文:《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对石油石化行业有一定影响,比如大气和水污染物的总量控制制度由多部门分工配合实施,将迫使石油石化行业加大设备和工艺更新力度,加强污染治理力度,加大油气等资源回收力度等。而这些都需要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循环经济战略的实施必然加大生产投入成本,对一些坚持传统发展模式的石油石化企业提出了挑战。 刘辉:石油石化行业覆盖油气勘探开发、炼油化工、储运、销售、贸易等上中下游业务,石油石化企业对油气、水、土地等资源的依赖度和环境敏感度非常高。发展循环经济,技术要求高,管理难度大。以中国石油为例,随着老油田相继进入开发中后期,含水率不断上升,产液量和注水量持续增加,降耗难度和水资源综合利用难度日趋增大;而新投入开发的油气田,大多品位低、丰度低,属低产低渗或是稠油油藏,提高采收率和节能降耗的难度很大,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在炼化领域,随着产品优化升级,炼化装置能耗上升的压力不断增大。同时,在优化炼化生产布局、实现集约用地方面,也需要做大量工作。 《循环经济促进法》明年开始实施。随着配套法规和标准的陆续出台,国家依法加强监督,必然使企业在资源、能源、土地、环境等方面的成本加大,对粗放型企业发展是严峻的挑战。但是,应当看到,挑战与机遇并存,只要抓住机遇,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积极应对 记者: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循环经济促进法》,石油石化企业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开展哪些工作? 常纪文:我国的循环经济还处于初级阶段,目前要重视法律的宣传,而作为企业应该提高认识。石油石化企业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应当抓紧进行技术改造、工艺提升和设备更新,发展节约性、循环型、清洁性和集约性经济。首先得转变观念,如果不转变观念,而是一味地被动应付法律的新要求,将很快被这个行业所淘汰。 刘辉:《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管理制度,对企业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规定了石化及矿山企业的相关法律责任。石油石化企业应积极应对,大力开展“循环型”企业建设。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可以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要认真学习和宣传普及法律的精神和基本制度,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减量化优先的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把循环经济理念融入企业经营管理和文化建设之中。抓住机遇,尽快转变观念,促进企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其次要建立健全企业配套规章制度。探索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下的创新体制和机制,不断提高管理水平,逐步将制定和实施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和计划,建立和完善目标责任制和业绩指标考核体系,加强信息统计和信息系统建设等纳入企业规章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第三是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推动循环型企业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的油气田勘探开发方式,不断提高油气田开发水平;合理布局炼化企业,加快结构调整和产品优化升级,有计划地淘汰消耗高、污染重、工艺落后、效益差的生产装置和设备,并加快开展集约用地专项研究;加快技术进步,把推进科技进步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首要内容;持续推进节能节水和减排工作,发挥石油石化行业减量化的潜力,提高经济效益;抓好循环经济试点,推进油气生产和炼化过程中资源的循环利用。

感慨之余、颇显无奈的翟勇对此戏称为“分久必合”,强调需要在建立“按日回收”机制上下功夫——但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这种处理方式,而对于诸如所谓“条件不成熟”、“时机不到”等等的说法,翟勇指称,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永远不做,就将永远“不到时候”。

规范资源综合利用还要采取一定的法律手段,落实责任部门,加大对违法行为、资源浪费行为的惩处力度。另外,对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企业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鼓励企业转型升级,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事实上,发达国家更加注重全面和全过程地预防和治理环境问题,尤其因国土面积不大、资源短缺且遭受过举世瞩目严重环境污染的德国和日本的资源循环法制建设最为完备,目前已经取得了明显成就。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能源的需求逐步增加,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冲突矛盾日益尖锐。张天任认为,结合新时代特点和资源综合利用的实践,制订更详细的《资源综合利用法》迫在眉睫。

  王凤春提出,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面临以下几个难点:

“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就必须找到其根源所在。”翟勇说:“所谓环境污染的实质是资源或者废物的污染,由于不合理地利用资源和不能有效地处置废物,导致资源和废物进入环境要素中,就最终导致了资源和废物对于环境的污染。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要通过合理地利用资源和有效地处置废物,从根本上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这引起了张天任深深的思考,究竟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他在调研中发现,产业闭环之所以无法实现,根源还在于立法体制上。修改《循环经济促进法》,制订《资源综合利用法》的议案,就这样诞生了。

  以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实现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为核心的循环经济理念,越来越得到全球的普遍认可,有助于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实现自然可持续发展。我国于2009年1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对循环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中国国际循环经济展览会”期间,业界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对《循环经济促进法》的修订工作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以加快推进循环经济的立法进程。

就此翟勇表示,此次修改将对一批行业相关名词、术语等进行规范,最大程度地减少因概念的模糊所带来的对法律认知和实施的困扰,用最朴实的语言、最大众化的概念转换为法律语言:“法律是面向普通大众、而不仅仅是面向‘行业精英’的。”

他还建议,资源综合利用制度具体应包括:原材料的控制;生产设备和技术需提高原材料的利用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使用价值的废弃物的分类、回收、再利用和处置方法;商品包装生产的回收再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回收、再利用和处置方法等。

  我觉得《循环经济法》和《环境保护法》两者要相互配合协调,不能出现矛盾。在《环境保护法》里面有很多物质是不能够再用的,在循环经济角度则是可以循环利用的,比如汽车行业,中国不允许组装二手车,在日本则是鼓励这方面的做法,允许用废旧部件通过再制造和检验检测以后组装二手车。因此,在修法的时候要协同考虑这两个法之间的关系。

翟勇透露,此次修法的总体思路,是通过立法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产生量,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解决中国在资源利用方面存在的根本问题,解决实际问题,并与国际法恰当衔接:“此次修法不以概念为主,将更为侧重实际的环境资源经济效益。”

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于2009年1月实施以来,对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发挥了积极作用,为资源回收再利用提供了有效路径。但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其中的一些规定与社会实际出现脱节,当前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已经无法满足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需要。

  能源基金会中国工业节能项目主任何平提出,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非常必要:“首先,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这部法是10年以前制定的,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第二,循环经济发展是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繁荣、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去年的《巴黎协定》,全球的共识是希望在本世纪末能够实现2摄氏度的温控目标,也希望通过努力来实现1.5摄氏度的温控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循环经济的发展。第三,循环经济立法应注重实施,制定检测评估体系,实施严格的奖惩制度,制定传播规模化的机制和体系,要总结最佳实践,传播最佳实践。第四,要加强合作,集全球之力来发展循环经济。

与此同时,作为使用者和受益者的消费者,也应将列入国家强制回收名录的废弃产品、包装物交给生产企业或其委托回收的销售者或其他第三方组织,而不应擅自丢弃。

“我对此感受很深。”张天任说:“天能集团通过科技创新,在浙江长兴、河南濮阳建设了两个循环经济产业园,在该产业园中,铅的回收率达到99.9%以上,排放和能耗也大幅降低。但是,由于回收体系的不健全等原因,循环经济产业处于“吃不饱”状态,没有形成完整的闭环。”

  应对气候变化,要求世界各国采取积极的务实行动,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实践证明,发展循环经济,对减排温室气体具有协同效应,已逐渐成为全球共识和发展的大趋势。

他认为,政府环境责任不完善是包括循环经济促进法在内的环境立法存在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这一存在直接影响了法律的有效实施:“作为主要实施主体的政府,在政府环境责任不完善的情况下,公共职能常常出现不完整履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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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循环经济法律规范同过去与循环经济相关的一些社会经济活动没有很好地衔接起来。《循环经济促进法》吸纳了原来综合利用、清洁生产、废物处理的一系列法律制度措施,但同原有的很多规定衔接得不够好,在法律体系、部门管理和产业发展等方面没有理顺,没有形成部门合力和政策措施的合力。

事实上,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对政府责任也进行了规定,但是与《环境保护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安全生产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之间存在交叉、重合甚至冲突的问题,政府的职权不清,而且政府在实际调控中还出现了诸多不足: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天任又一次提出加快制定《资源综合利用法》的议案,这是他第三次呼吁修订和制订该法。

  齐建国进一步分析,财税支持的法律条例、行政管理性法规条例等,都应该从正面鼓励、激励资源利用的相关主体。如果行为人不愿意循环利用怎么办?后面制定的体系,就要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是对循环经济进行逆向管理。固体废物可以排放,但是必须达到环境保护的要求,做到无害化排放。这里面还有生态建设法、固废管理法、水环境法、大气环境法、土壤保护法、应对气候变化法等等。这些法有的有了,有的还没有,我们需要从“出口端”制定一些法律来限制企业对废弃物的排放。

国务院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草案的最主要来源,其程序一般是由国务院相关部门提出法律草案、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协调并进行立法技术处理,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张天任建议:制订《资源综合利用法》,从国家资源战略的角度出发,从制度上规范资源综合利用行为,从生产、流通、消费诸环节明确相关具体制度等方法,对于保障资源的合理利用, 保护生态环境,建设节约型社会,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坚持循环经济内涵和法律地位不动摇

“不能想当然地随意创造概念,而当这种随意化的概念被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所引发的将不仅仅是理论界和法律界的灾难。”他说:“成功不是因为概念,而是由于其符合客观规律。”

德国、日本的循环型经济立法和实践活动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德国1996年制订的《物质闭路循环与废物处置法》规定,对废物管理的首选手段是“避免产生”,然后才是“循环使用”和“最终处理”。物质可以闭路循环,而废物则必须用来处置。日本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也强调,通过社会化循环的方式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日本还以该法为前提,针对汽车、电子产品、塑料等回收制订了一系列法规,建立了完备的法律体系,促进了该国的资源利用效率。

  三是政府的引导和监管同民间自发活动存在脱节问题。比如在废旧资源回收和综合利用上有两个体系,一个是政府引导建立的,一个是民间自发建立的。对前者想扶植的扶植不起来,对后者想引导规范又引导规范不到位。

“二次资源的再利用过程首先要解决回收体系问题,回收体系解决以后要建立二手市场、实现再利用,然后解决处理问题:对废品进行拆解,将资源再生利用,然后对处理以后的废物进行处置。”

    制定一部“有牙齿”的法律

就此翟勇表示,未来中国将会制定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但必须遵循和体现资源的生命周期、利用的规律和方法:“在制定和实施资源利用政策和战略时也还要研究物质流,未来循环经济促进法的修改将以对物质流的研究为基础构建行为流——物质流就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是资源利用的基本规律。”

  任树本提出,《循环经济法》修订应把握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必须坚持循环经济的核心理念,巩固循环经济的法律地位。我们在法律修订中,必须坚持从设计、生产、流通、消费、废弃、再生等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减少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考虑资源利用方式和循环利用水平,坚持循环经济内涵和法律地位不动摇。二是必须坚持从国情出发,强化法律的约束力。我国面临着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的双重压力,经济增长降速、发展方式粗放、结构性矛盾凸显、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的问题相互交织。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任务更加迫切,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问题凸显,急需增强相关法律的约束力和强制力。三是必须坚持统筹协调,处理好在法律体系当中的定位。必须处理好《循环经济促进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等等,要保持法律之间的衔接与协调。此外,为了增强法律的实际效果,必须对废旧电器产品、建筑垃圾、餐厨废弃物、包装物等细分领域,通过条例和规章予以落实,从而形成纵向分层、横向协同的循环经济制度体系。四是必须坚持实践检验标准,提升法律的可操作性。我国循环经济工作逐步向纵深发展,已由理念走向实践,在经济各层面探索了较为成熟的模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园区循环化改造、产业循环式组合、企业循环式生产,以及循环型社会推进体系等方面,已有很好的实践基础,很多经验和做法需要上升为法律和规范。此外,近年来国际上在循环经济领域立法方面,也有不少新的成功做法,如果将一些适合我国国情的好制度、好做法引入作为法律条款制定出来,也可以推动我国循环经济工作的开展。五是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增强法律的实用性。《循环经济促进法》立法阶段,处于我国循环经济起步阶段。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导致本法在制定当中出现了部分领域的制度空白,一些制度设计缺乏可操作性,违法成本偏低。如建筑垃圾等城市低质废弃物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责任主体和运行机制,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责任范围和法律手段等不够清晰,影响了部分领域循环经济的发展,急需通过修法来予以调整。此外,法律的修订要统筹好资源性、环境性、公益性以及经济性的关系,构建推动循环发展的长效机制。要积极发挥投资、税收、财政、金融、价格等政策工具的综合效果,打好投、贷“组合拳”,加快建立健全适合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特点的循环经济发展推进体系。建立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对此翟勇指出,近年推出了许多新的理念,如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节能减排、两型社会等等,但其本质与根源都是围绕资源的利用方式——如何通过高效合理地利用资源来保障、支撑国家经济发展,使环境更安全。

  四是行政管制措施缺乏强制性,经济激励措施没有到位,以增值税为核心的税收体系对循环经济发展有较大的抑制作用。

【2009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中国合理利用资源的需求,对其修改势在必行,并已启动相关程序】

  “我国是继德国、日本后,全世界第三个制定循环经济法律的国家。我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提出了建立循环经济规划、生产者责任延伸、抑制资源浪费和污染物排放等总量控制制度,为加快循环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各地都根据法律要求,制定了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和行动计划,大部分省市将发展循环经济立法纳入了政府工作重点,各行业、各领域纷纷开展循环经济的探索和实践。短短几年时间,发展循环经济已经从政府的推动变为许多企业的自觉行动,从片面强调资源循环利用到发展循环经济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相结合,从个别企业单兵作战向社会各界的共同行动转变,初步形成了政府推动、企业实施、公众参与的良好格局。我国构建了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法规和制度体系,发布了循环经济指标评价体系,并将资源产出率作为评价循环经济发展成效的重要指标,纳入了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央财政还依法设立了循环经济专项资金,初步构建了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金融、信贷、价格、产业等政策体系,推动了循环经济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司长任树本认为,《循环经济促进法》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指明了工业、农业、服务业和重点领域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和基本路径,推动建立了循环性产业体系。

循环经济是一种将经济体系与环境资源紧密结合的生态经济模式,表现为低开发、高利用、低排放的特征,有效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许多国家均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视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及实现方式。

  齐建国提出,“《循环经济促进法》引入了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3R’观点,我认为完整的循环经济还应该包括无害化,如果循环经济过程当中存在着二次污染,那就没有意义。后来大家认为,无害化是一个环境问题,有《环境保护法》来规范它的行为。因此,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一定要加强与环境保护相关法律之间的配合,从正面去规范资源循环的行为。比如谁污染了环境,有环境保护法来惩罚。但是如果谁要不循环利用资源,那就得受惩罚,好像在经济学上没有道理。循环经济的主体、对象,不光要规范经济人,还应该规范政府,因为它带有公益性。”

第一层是德国联邦政府。其职责是制定核心的原则、规章、标准、工作程序和落实欧盟法规等,并按照立法程序交议会通过、颁布和实施。

  “我们都认识到,循环经济发展符合当前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大的需求。怎么样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用法律的手段、市场调节的手段都可以实现。《循环经济促进法》与民事法、商法不太一样,不是简单地调解社会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跟环境保护法也不一样,它带有很强的公益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循环经济重点实验室主任齐建国表示。

翟勇特别强调,中国的资源立法方式立法规范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般法、特别法以及法规、规章、相关行业标准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制定:“同时,对法律实施的监督也是人大和政府部门应当考虑的重点。”

  “《循环经济促进法》目前存在以下几个基本问题”,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副主任王凤春提出,循环经济法是以理念引领社会的法律,法律本身存在一系列的先天不足。一是一些循环经济的法律制度措施,缺乏比较广泛的社会经济活动基础,很多制度措施是管理者和专家人为“构建”出来的,是否切合社会经济实际,是否能够有效实施,是否能够产生良好效果,在立法过程中没有把握。王凤春是《循环经济促进法》的起草者之一,他举了一个例子:“当初我们在起草《循环经济促进法》的时候,在考虑设定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时候,认为比较满意。但是这个制度没有正式实施。实际上生产者责任延伸是奠定在环境责任的基础上,而我们在环境责任这方面落实得不太好,所以生产者责任延伸的制度也没能得到很好地落实。”

他说:“十八大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资源再生领域,就是要回归资源利用的本源,尊重资源利用的规律。”

  “2008年8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并于2009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明确了发展循环经济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确立了循环经济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减量化优先的原则,并作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循环经济促进法》实施几年来,我国循环经济从理论到实践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在制度建设、政策落实、机制创新、模式探索、管理体制、理念普及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推动了循环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赵家荣介绍,“十二五”时期,我国资源产出率提高了15%,2015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产值达到2万亿元。发展循环经济对于缓解资源环境约束、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稳定扩大就业、建设生态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实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已不适应五大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新要求。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坚持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发展循环经济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的时候提出,发展循环经济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必由之路,循环利用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要求,全国都应该走这样的路。11月4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了新的阶段。刚刚闭幕的马拉喀什气候大会,通过了行动宣言,将推动《巴黎协定》的贯彻落实。

他指出,资源问题以及资源的利用方式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领域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的关键性问题:“从这个角度解读循环经济促进法可以看出,它所明确的并非什么是循环经济、而是规范如何去合理利用资源,它所阐述的循环不是经济的循环而是资源的循环。”

  “因此,修订法律应按照以下的工作方向:系统开展《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实施评估;深入研究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合理定位《循环经济促进法》;深入研究行政管理体制,合理把握各部门的法定职责;把民间回收和市场利用体系有效纳入法律规范;加快地方做法和经验总结,把其纳入法律规范。”王凤春说。

翟勇表示,循环经济促进法修改的目标和方向,是贯彻十八大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适应保障国家资源战略实施的需要,并作为重要的抓手:“资源利用不合理的关键问题,是资源利用方式的偏差,应当对其予以调整。”